建筑大师张开济:设计了半个北京城

  张开济:原籍杭州,1912年出生于上海,1935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曾任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北京市政府建筑顾问、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1990年被建设部授予“建筑设计大师”称号,2000年获中国首届“梁思成建筑奖”。

  这间不大的屋子里,多了七八个带有挽联的花篮,少了一个陪伴男主人的轮椅。除此之外,一切都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木雕、挂画、盆景、笔砚,安静地守在原位。只是,缺少了主人的气息,这些东西似乎也减了几分生气。

  相框里的主角笑容依然生动,提醒着来客,这间并不华丽的雅居,当真是一代建筑大师的家——虽然他刚走。坐在沙发上,总让人有种错觉,轮椅上的耄耋老者似乎正在对面“坏笑”着,一如3个月前。那一次,推门进屋的时候,他已经端坐在轮椅上等着了,笑眯眯的,极具亲和力。当我们问他,“您觉得您和儿子张永和谁厉害”,他立即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

  以前别人都说“这是张开济的儿子”,后来变成“这是张永和的爸爸”。对于这一点,做爸爸的始终有些不服气。94岁高龄,精力差了些,但却因生性幽默,时时要“耍赖皮”,对于各种疑问一概不答。小他11岁的老伴孙靖,是他的“贴身秘书”,帮他处理各种外界事务,比如回忆他的“往事前尘”,比如代笔签名。这个时候,他会专注地听着,说到他往日的得意之作,聊到夫妻间让老伴无可奈何的小段子,他就像小孩一样,满脸顽皮的笑容。

  上世纪50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及国庆工程给了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师大展身手的机会。作为建筑设计院3位总建筑师之一,张开济在北京市重点工程建设中被委以重任。这一时期,他完成了18件大作品,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观礼台、北京天文馆这些首都地标式建筑,北京小汤山疗养院、中央民族学院校舍、百万庄和三里河住宅区等,均出自他的手笔。有人说张开济“设计了半个北京城”。

  也许你要羡慕他的“生逢其时”了,其实并非全然如此。把时光往前倒推20年,抗战初期,当时建筑行业正是一片萧条,著名的中央大学建筑系1934年毕业的11人中,许多人被迫改行。张开济算是运气好一点的,1935年夏天毕业后,他先后在上海公和洋行等建筑设计机构工作,1937年赴成都新华兴业公司建筑部任主任,后因重庆屡遭日军轰炸,他回到上海,在建筑师事务所做了3年,1942年冬自己开办事务所。抗战胜利后,张开济开办南京伟成建筑师事务所,经营到1949年夏,在此期间,他结识了陈果夫。

  解放前夕,前往台中养病的陈果夫临行前曾邀张开济同行,但他拒绝了。当时他还有一个选择是去美国,在1946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组织的留美生考试中,他考了建筑专业第二名,“出于专业方面的考虑”,最终他选择了去北京,“我想,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建筑师正是大有用场的时候,既可以施展才华,又能赚钱。我本想赚够了钱再去美国,谁知第二年,朝鲜战争打起来了,美国去不了了。”在之前的一些访谈中,张开济非常坦率地讲了当时的“小算盘”。

  晚年遇到贝聿铭时,贝聿铭喊他“大哥”,张开济谦虚道,“我岁数比你大,成就可并不大,比你差远了,你是全世界出名。”贝聿铭说,“各人的环境和条件不同,如果你在国外,情况就不同了。”

  贝聿铭说的话不是没道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张开济的成绩单几乎为空白。“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正准备出成果时,‘文革’来了,一切都搞不成了。国内的建筑师,我相信有才华的人是有的,但一辈子窝在这个小圈子里,成不了大气候。”

  张开济的幽默达观和率性,在建筑界是有名的。“三反五反”时,设计部揪出15只“老虎”,他是首当其冲的一只。在一次调查中,“爱好”一栏大家都写着“喜欢读毛主席著作”、“喜欢看报纸”一类的话,惟独他填了“金钱、女人、狗”,后来这成了很多年里批斗他的理由。他倒是无所谓,“打老虎”时,没事他就甩着自己的劳力士表玩,少见愁眉苦脸的时候。

  1959年,张开济主持十大“国庆献礼工程”之一的北京革命历史博物馆的设计工作。周总理看了该设计的立体图后,感觉门廊方形列柱的比例“瘦”了些,希望加大柱径。张开济于是找到总理,解释方柱不同于圆柱,在立面图上只能反映出一个面,实际建成则能看到两个面,立面图看来稍微细一些,透视却正好,否则,透视看来就显得笨了。总理认为他讲得有道理,就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

  但并不是每位领导人都能如此虚心。1991年7月,张开济致信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反映北京新建筑中“小亭子”泛滥的情况,这封信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前几年,为了国家大剧院的事,他先后两次和多人联名“上书”。因为他太爱提意见,熟悉的领导开会前都要好言相劝“你少说两句”。

  任何工程设计方案,张开济不会轻易下结论,也不肯轻易改变想法。一方面坚持己见,另一方面,他对自己作品的看法也能坦诚客观。张开济定位自己是执业建筑师,对于革命历史博物馆,他在“我的自述”手稿中认为:“革命历史博物馆是我设计的,可是我并不否认它基本上还是‘古而西’的建筑,要是它和人民大会堂有些差别的话,那就是人民大会堂可能更古更西一些而已。”

  与他交往多年的杨永生先生在评价这位老朋友时,说他看问题比较尖锐,敢于直言,思想开放,能够接受新东西,不保守,处理问题从实际出发。还有,很会写文章。据统计,从1954年到2000年间,张开济共发表了113篇文章,内容涉及建筑方针、建筑创作和保护古建筑和古都风貌等多个方面。

  1977年12月,他的一篇题为《改进住宅设计,节约建设用地》的文章通过“内参”受到的注意,看后作了这样的批示,“这是全国各城市的一个方针性问题,可以从北京研究起。”

  张开济用“穿西装、戴瓜皮帽”揶揄现代建筑上面弄一个仿古的顶,呼吁对老北京传统建筑进行更多的保护性工作,反对修建缺令人性化设计的塔式居民楼。“文革”之后,很多人选择了沉默或说假话保护自己,他却不肯安静,总要发出一些“不受欢迎”的声音。

  “有两件事情可以影响一个人一辈子,一个是职业,一个是婚姻,”张开济曾这样说,“这两方面,我觉着自己都走运。”

  张开济一家4口,统一称谓分别是“爸”、“妈”、“哥”、“弟”。张开济是“爸”,孙靖是“妈”,张保和是“哥”,张永和为“弟”。遇到夫人前,张开济是一个“老光棍”,39岁还形影相吊。后来他在设计院的舞会上结识了孙靖。孙靖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家里是当时的京城望族。张总建筑师第一次前往孙家找孙小姐时,还不知道孙家有8个孩子。他什么见面礼都没带,两手空空站在门口,一副“实在”模样,让为他开门的保姆心里直犯嘀咕。

  有了学家政的孙靖做贤内助,张开济的幸福生活从此开始。他完全不操心家里的大小事务,甚至从来没看过孩子的成绩单。在《尚堪回首》中,老先生写道:“前一天自己做了些什么事,都得问我老伴。我以为这是老年性痴呆症的正常现象,可是我老伴却不同意,说我从来就是一个糊里糊涂、丢三忘四的人,应该归于‘弱智’一类。看来我很可能是一个幼年弱智,老来痴呆,两者兼备的人了。”

  有一次去理发馆理发,张开济戴回三条围脖,“妈妈”赶紧送回去两条。过了些日子,他追着“妈妈”要围脖,原来设计院的同事围脖不见了找他要,“妈妈”只好又去理发馆处理后事。

  第一次出国,单位发给20美元补助,同行的人都买了礼物送老婆,张开济只买了巧克力。他最喜欢瑞士巧克力,买到了最喜爱的甜食,他是多么开心啊。后来一次去法国,他倒是买了礼物要讨老伴开心,可在地铁里遭人偷窃,钱包和东西都丢得一干二净。回国后,“妈妈”知道他总算买了次礼物给她,可问他是什么“浪漫”的东西,他却“不知道”。

  年纪大一点之后,张开济开始收藏木雕了。“妈妈”经常抱怨满屋的木雕是破烂。话虽如此,她还是容忍老伴把家宅布置得像一个木雕博物馆。相机是张老的另一位“伴侣”。同时代的建筑大师刘开济回忆说,“1954年,张老参与武汉长江大桥引桥上桥头堡的设计工程,他花了很大功夫专门去武汉把周围环境仔细拍下来,回来向我们详细地交代清楚。”

  今年“三八”节,老先生许诺说要送“妈妈”一枚1万元的钻戒,老伴说1万太少买不到好的,得再加点。他干脆说,“我又不管钱,我不知道。”

  自嘲为“清寒子弟”,当年的婚礼一共花了30元,辞世后一切从简,骨灰盒也是最简单的样式,而他的朋友们,却一直念叨着他慷慨助人的种种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