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品风流:王安石与苏东坡的恩怨人生

  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湖北黄州安置四年,然后蒙恩量移河南汝州,在与其弟苏辙同游了一趟庐山之后,他特地绕道江宁,前来拜访已于八年前隐居钟山的退休宰相王安石。

  严格地说,中国历史上粉丝最多的文人苏东坡,是经过黄州四年冶炼之后诞生的:之前他叫苏轼,字子瞻,他在黄州府衙的东方坡地开荒耕种,从而自号东坡居士;更重要之处在于,他在黄州写出了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记承天寺夜游》和《寒食帖》等代表作,从而奠定了自己伟大作家的文学史地位。

  迫于朝廷政治压力把苏轼贬到黄州的宋神宗,也曾废寝忘食阅读苏东坡的黄州诗文,身边人把苏东坡比成李白,作为苏东坡超级文学粉丝的宋神宗却说:李白有东坡之才,却无东坡之识。

  在完成天下己任之后,王安石毅然裸退隐居钟山,以一生清白向历史证明了一位政治领袖的完美品格。王安石的终身政敌司马光也承认其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南宋大儒陆九渊曾经赞叹王安石洁白之操、寒如冰霜;近代政论大师梁启超,更是在其《王安石传》中,把王安石推崇为我国三代之下唯一完人。

  王安石十六岁时随父进京述职认识了曾巩,曾巩把王安石的文章推荐给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得到欧阳修的高度评价:翰林岁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然而,王安石十八岁时其父突然病逝于江宁通判任上,王安石在为父守孝期间,决定放弃恃才傲物的文人生活,据其《忆昨诗》记载,他决心以两位古代圣贤契和稷为榜样,承担自己的天下己任。

  据邓广铭先生引用过的史料王铚《默记》记载:当主考官把前十名的考卷呈送皇上批阅时,是已经排好名次的--王安石第一、王珪第二、韩绛第三、杨寘第四,只是王安石的赋中有孺子其朋四字,也许触碰到了宋仁宗忌讳朋党的神经,宋仁宗很不高兴,采用汉武帝后来居上的政治手法,把王安石与杨寘互换,于是杨寘成了那一届的状元,王安石只得屈居第四名。

  王安石仍然每读书达旦,常常坐着打个盹就上班去了,有时连脸都不洗,加之不爱修边幅,其形象可想而知。韩琦以为王安石沉迷歌楼酒肆夜生活,便提醒他得努力读书,正值青春年少不能自暴自弃。

  按照北宋不成文的规定,只要进士及第,排名又靠前,在地方干满一任之后,便可以申请回朝廷担任馆阁之职,经常在皇帝身边出头露脸,提拔的机会自然更多。但是,王安石对自己的从政道路有着明确的自我设计:先当几任地方官,以少施其所学;所以,扬州三年任满之后,他选择知鄞县,当一个亲民的县委书记。

  王安石在鄞县的政绩《宋史》有明文记载:起坡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其中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便是后来王安石变法中青苗法的雏形:相当于官办小额贷款银行,在农民青黄不接之际,以农民田里的青苗作抵押贷谷与民,待丰收之后再还本付息;当时民间的高利贷利息是100%至300%,而王安石只收20%至30%,仅用于借贷工作的损耗与运转--二十世纪孟加拉人尤努斯办了一个类似的穷人银行,为此获得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

  在十六年的地方官经历中,王安石积累起极大的官声人望。他不仅深受老百姓爱戴,在士大夫中也被视为奇才,用司马光当时的话来说就是: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令致,生民咸被其泽。

  苏轼的高考作文《刑赏忠厚之至论》在汴京一鸣惊人,由于主考官欧阳修怕这篇文章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作,便把它压为第二名。这篇文章中的典故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饱学如欧阳修也不知道出处,事后才从作者口中知道是杜撰的。这篇高考作文至今仍雄居于《古文观止》。

  由《宋史·苏轼传》可知,苏轼童年曾与其母有一段关于东汉政治英雄范滂的对话,从中可以看到,苏轼从小就有一种基于正义的政治激情,从他在凤翔所作《喜雨亭记》来看,也有一种心系百姓的民间精神。但是,如果说王安石是一位大政治家的话,苏轼终其一生最多也就是一位政治爱好者。

  据史料记载,深知其夫的妻子王弗,就是《江城子》中那个小轩窗、正梳妆的王弗,对初到陕西为官的苏轼颇不放心,一直跟着来到凤翔。夫妻二人达成协议:凡是苏轼结交的朋友,都需要经过其妻验证通过。为了给足丈夫面子,每有新朋友来家,王弗都只是躲在内室中观察,待朋友走后,王弗才告诉丈夫,谁可以深交,谁应当保持距离、适可而止。

  陈太守是军人出身,他当年在长沙为官的时候,也曾经一口气搜捕过七十多名欺压百姓的地痞流氓。此时陈太守年事已高,与苏轼这样的风流才子相处,计较的就是一分尊重;然而,风流才子容易摆谱,这就造成了两人之间的一系列戏剧性矛盾。闹得最厉害的时候,甚至连皇帝都惊动了--多年之后,苏东坡为陈太守作传,曾表达过惭愧: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色,已而悔之。

  与王安石不同,苏轼在凤翔任满之后,按北宋不成文规定回到了朝廷。此时王安石在扬州的顶头上司韩琦已是当朝宰相,宋英宗知道苏轼文笔漂亮,想破格提拔他为翰林学士撰写皇帝诏书,韩琦认为人才应该一步一步历练,官场应该讲究秩序和规矩,最后苏轼只判登闻鼓院,但苏轼认为韩琦是爱人以德。

  王安石正式提出了自己的政治改革纲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也称。王安石吸取范仲淹以吏治改革为切入口的教训,换成以经济改革为切入口。

  以其中著名的冗兵和冗官问题为例:宋太祖开宝年间的军队总人数是37万,由于宋太祖立下募兵制政策,到宋太宗至道年间,军队总人数已达66万,宋仁宗庆历年间是125万,宋神宗登基前是140万,是宋太祖时期的3.78倍--随着军队与官员人数的成倍膨胀,北宋的财政收入几乎全部被吃光,甚至出现赤字。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到宋英宗治平二年,也就是宋神宗上台前两年,国家财政亏空已达1570万缗。

  然而,等到王安石提出政治改革纲领时,与庆历新政失败已经相去十七年,宋仁宗已是老迈年高,心灰意冷,当年追随范仲淹的韩琦和富弼,此时虽然都是宰相,但也早已失去了改革的锐气:他们这一届中央领导班子,对王安石的政治改革纲领采取了留中不发的冷处理。

  宋神宗还在颍邸的时候,就已经是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的粉丝。当时颍王的秘书兼老师韩维,讲课每讲到颍王拍手称快处,都会坦率地指出:这不是我的观点,而是我的朋友王安石的观点--终于,颍王被王安石的改革愿景震动了。

  宋神宗继位后马上就任命王安石为江宁知府,几个月后,又任命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并以越次入对的殊礼,邀请王安石到汴京共商国是,最后以师臣礼遇入阁拜相,推出了震古铄今的王安石变法。

  史料记载王安石目光如电,他那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才,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和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的经济思想,已经接近现代经济学原理,然而,历史的悲剧在于,当时几乎所有上层士大夫都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

  反对派给王安石扣了三顶政治帽子: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在儒学传统中是非常大逆不道的;然而,王安石却针锋相对地认领了这三顶政治帽子,以坚如磐石的三不足精神推行对帝国的改革。

  王安石于熙宁二年二月全面推行变法,苏轼于同年五月就作《议学校贡举状》进行反对;熙宁四年二月,又作洋洋万言的《上神宗皇帝书》,主张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苏轼的正面主张属于老生常谈,但其总结历史、分析时事却纵横捭阖、雄辩滔滔。--钱穆先生就指出过这一点:苏东坡的建设性意见几无可取,但他的批判性语言却才华横溢,非常富有感染力。

  支持改革的御史谢景温曾风闻举报苏轼葬父途中贩运国家专营商品,按照人治社会的潜规则,王安石想趁此拿下反对派急先锋也在政治情理中,司马光也对王安石搞过几次政治小动作,然而在查无实据之后,王安石却没有动苏轼一根汗毛。

  钟山白塘已属江宁的荒郊野外,漫坡的乱石、野草和流水,只有几户星零的人家。王安石第二次出任宰相时就看中了这片土地,他托朋友代购以作退身之用。熙宁九年十月,王安石手扶爱子的灵柩,与老妻吴氏一起退隐到钟山白塘。

  他像当年设计北宋帝国一样设计自己的园林:几间与山野农舍相似的房屋十分简陋,据《续建康志》记载,也就仅蔽风雨而已,而且开放得连一道围墙都没有,有人出于安全考虑,劝他还是筑一道围墙,王安石没有采纳;王安石以唐宋八大家的书生情怀,把园林修建得充满寻山问水的文人之美--他担土为丘,凿地为池,还种植了三百多株能够迅速成林的楝树,中间杂以山桃溪杏……多年积水为患的卑下之地,王安石因势利导引水为渠,使之与江宁河相通,他每去江宁,便可雇乘民间小船泛水而至。

  王安石辞相退隐时,宋神宗为了使他晚年能过一份富贵日子,让他以使相之名兼任江宁知府,然而,王安石在半山园安顿下来之后,马上就辞去了使相之名与江宁知府,完退下来。

  辞别京城时,宋神宗曾经送给王安石一匹好马充当脚力,回江宁后,王安石又买了一头驴。王安石游山玩水总是或骑马或骑驴,从不坐轿;有人向他建议,年纪大了应该坐轿,骑马骑驴不安全,王安石却说坐轿子是拿人当牲口,不习惯。元丰初年,王安石的马不幸死了,他便专门骑驴,还雇了一位老兵给他牵驴。

  在钟山四野,人们经常会看到一位长者,穿着普通的衣服,骑在一头黑驴上,旁边跟着一位迟钝的牵驴汉子。有一次,《清虚杂著》作者王定国恰巧碰见王安石骑驴而出,便上前问他准备去哪里,王安石回答:如果牵驴的老兵在前,就随老兵牵到哪里算哪里,如果牵驴的老兵在后,那么就由驴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另外的情形是:王安石想走则走,想停则停,或者坐卧于松石之上,或者到山间农家访问,或者去南边的定林寺读书写作。王安石的口袋里经常带着书,他或者在驴背上背诵,或者在驴背下浏览。他口袋里还装着十多个烧饼,如果走饿了,便找个地方坐下来,王安石吃烧饼,然后老兵吃烧饼,再然后是驴吃烧饼。

  有一年盛夏,王安石在钟山骑着黑驴漫游,提刑李茂直前往山中候见,正好与王安石在山野小路上相遇。王安石从驴背上下来,与李茂直在路边坐着聊了很久。李茂直命手下人张伞遮阳,夕阳西下时,见有阳光漏在王安石身上,李茂直又命手下人移伞就相公,王安石却笑着摆手:不必移伞,他日我若转世做牛,还需一缕阳光伴我耕田呢。

  苏轼在自己的诗文中对朝廷政治一直不断评论。他在杭州当通判时,后来被李约瑟誉为中国最伟大科学家的沈括,作为钦差大臣到杭州检查农田水利建设,就曾在与轼论旧中抄走许多苏轼诗文,回朝后又把他认为有政治问题的诗文笺注呈报宋神宗。

  这次在《湖州谢上表》中,苏轼又习惯性地发了几句牢骚: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这里的新进和生事两词是有明确政治背景的: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曾给王安石写过三封信,指责王安石变法是生事;苏东坡在《上神宗皇帝书》中又把朝廷提拔的年轻变法官员称为新进。此时苏轼已继欧阳修成为文坛领袖,他的《湖州谢上表》按惯例在朝廷邸报上发表后,那些正在朝廷上生事的新进们顿时成为天下士大夫的笑柄。

  于是,李定、舒亶、何正臣等变法派新进官员轮番上表弹劾苏轼,给他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等政治帽子。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宋神宗不得不派人把苏轼从湖州抓进御史台监狱。因汉代御史台官署内曾遍植柏树,树上常有数百只乌鸦筑巢,所以后人便把御史台称为乌台,苏轼此案也因之被称为乌台诗案。

  苏轼在乌台诗案中曾经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一次是被从湖州逮捕进京,在太湖上差点自杀;一次是在监狱中,与儿子苏迈约定送饭暗号,如果送鱼便是死刑信号,结果苏迈因银钱用完出京筹措,托朋友为苏轼送饭,不知暗号的朋友送了一盘熏鱼,害得苏轼给其弟留下两首诀别诗。

  在整个乌台诗案过程中,苏轼所属反对派政治大佬司马光等人都鸦雀无声。据史料记载,只有三人挺身而出救苏轼,一位是其弟苏辙,愿把自己的官职捐出来为兄赎罪,另外两位却都是苏轼的政敌:一位是他一生的冤家朋友章惇,另一位便是王安石。

  王安石虽然退隐了,但宋神宗给了他特殊奏事权,王安石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一特权,包括他的亲兄弟王安礼遭遇政治困厄,他也不曾向宋神宗言说半句。虽然李定和舒亶都是王安石一手提拔的改革派官员,但王安石非常反感这种因言获罪的政治斗争手法。苏轼虽然恃才自傲,但操守严明,光明磊落,是个君子。岂有盛世杀才士乎?据史料和宋人笔记记载,乌台诗案,上以公疏入方决。

  苏东坡还在黄州时,王安石就通过江宁知府王胜之关注其诗文写作,每有佳作传来,王安石都欣喜不已;苏东坡游览钟山所写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也受到王安石和诗称道。万绿丛中一点红,动人春色不须多。正如诗句透露,王安石在文学上也非常自信,文学史也证明了其文入唐宋八大家,诗开江西派先河,然而,他却能以祖国山河一样的胸襟赞美苏东坡的文学才华,称更不知几百年方能出此一个。

  王安石的半山园以北不远处,有一个土骨堆,相传是东晋谢安的故宅遗址,一直被人称作谢公墩。王安石经常在土骨堆上流连忘返,摩挲生满苍苔和野草的谢公墩。当王安石带苏东坡游览谢公墩时,他们一定会想象着七百多年前谢安与王羲之在此登临远眺、极目长江的情景。--此时他们也可能想起《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句子:

  历经无数政治惊涛骇浪的王安石,深知苏东坡的性格不适宜官场,他以肺腑之言劝苏东坡求田问舍,远离政治。苏东坡在黄州时就曾产生过归隐念头,在致王安石书信和致自己好友《滕达道书》中,苏东坡都谈起过曾想买田江宁,相伴荆公终老钟山之下;最后未能如愿,苏东坡又想过江在仪征置业,与荆公互相扁舟往来。

  这次钟山相会之后不到两年,三十六岁的宋神宗英年早逝,十岁太子继位,反对变法的宣仁太后垂帘听政,改年号元佑,起用司马光为相尽废王安石新法。然而,当废到免役法时,已回朝廷任中书舍人的苏东坡表示坚决反对,他对王安石变法有了新的认识,只是司马光一意孤行,气得苏东坡回到家中直骂司马牛、司马牛。

  朝廷政局发生了戏剧性转变,政治生态全面恶化,元佑党人把朝廷上的元丰党人全面贬谪下去,而且包括重启远谪瘴厉之地岭南。然而,王安石去世后,苏东坡替小皇帝宋哲宗撰写《王安石赠太傅》制词,除去可以理解的原因回避具体政治评价外,按宋史权威邓广铭先生的说法,苏东坡这篇制词,至今仍是历史上最能理解王安石思接千载、智冠古今的宏大精神境界的文章--

  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美,雍容可观。

  然而,历史就是这样幽默:《宋史·苏轼传》对此一笔带过,后世儒家因不赞成王安石变法而熟视无睹,加之通俗大师冯梦龙、蔡东藩等扭曲王安石形象,直至现代仍有林语堂先生这种超级苏粉,在他那部妙趣横生的《苏东坡传》中,公然替苏东坡不喜欢王安石--两位伟人播下的本是龙种,他们的后人何以要收获跳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