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康宁:有正书局与《中国名画集

  印度诗哲泰戈尔访华,成为1924年中国最为轰动的文化事件。在他四十八天的行程中,有一天(4月18日)和中国的美术出版息息相关。这一天泰戈尔在商务印书馆欢迎会讲演后,“已薄暮七时矣。当即乘车偕友人至四马路有正书局参观,将该局所印之中国美术品,详加披览。泰氏深为叹赏,拣选最惬意者,购买多种。”泰戈尔光顾的这家有正书局以印刷出版珂罗版画册闻名遐迩。

  从创设到歇业,有正书局的出版物不下千种。据书局创办人狄平子说:“三十年来,影出碑帖书画,不下千余种,大都一时巨迹。”但论名声之大,影响之巨,还要首推《中国名画集》。本文拟对有正书局和《中国名画集》略作考论,希望读者能够尝脔知味,一窥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美术出版。

  狄平子(1872—1941),江苏溧阳人,名狄葆贤,字、号有楚卿、平等阁主、六根清净人等,使用最多而且又最为人知的则是平子。他出生于书香官宦之家,幼承父祖余绪,工书善诗。光绪二十年(1894),他考中举人,并参与“公车上书”,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过从甚密。他还参与过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事败后潜避日本。1904年回国,在上海创办了著名的《时报》,并开设有正书局。中年以后,他在继室汪观定的影响下,一心向佛,与印光、弘一、寄禅等佛门中人相往还,并皈依常州天宁寺住持冶开清镕禅师,创办《佛学丛报》,成为闻名遐迩的大居士。他行世的著述不多,有《平等阁笔记》六卷、《平等阁诗话》二卷,影响都很大。

  狄平子还是晚清民国屈指可数的大收藏家,张葱玉说他“以收藏闻名”。他的父亲狄学耕,字曼农,是晚清同光间的名士,做过县令等小官,工书画、富收藏,收藏过《五老图》、《萧尺木山水神品》等煌煌巨迹。到了他这一辈,家中所藏书画更加宏富。绘画名迹有周文矩的《琉璃堂人物图》、王蒙的《青卞隐居图》、陆天游的《丹台春晓图》、唐寅的《藕香图》等,法书碑帖有鲜于枢行书《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卷》、《宋拓汉博陵太守孔彪碑》、《宋拓褚河南哀册》、《半闲堂本乐毅论》、《秘阁枣本黄庭经》等。狄平子的交游极广,与他相过从的大收藏家有很多,如刘鹗、裴景福、叶恭绰、庞莱臣、褚德彝、吴湖帆、王一亭、张葱玉等等。刘鹗、吴湖帆和张葱玉的日记里面都多次提及狄平子和他的藏画。可以说,狄家宏富的收藏和狄平子庞大的朋友圈为有正书局的运营提供了高质量的出版素材。

  很少有人论及有正书局的开设时间,笔者近日见到一本《有正书局十五周年纪念册》,是该书局1919年印行的,由此可知有正书局创办时间应该是1904年,与《时报》同时或者稍后。在狄平子辞世后,有正书局又维持了两年,“据狄氏家族谈,该书局于1943年停业。”

  狄平子在有正书局投入了大量的心力。据包天笑回忆:“说起有正书局,楚青倒是以全力经营的。他的发行所,就在望平街时报馆的旁边;印刷所却又在他的海宁路的住宅旁边。说起他的工作来,实在花于有正书局的精神、时间,还比《时报》多。”

  有正书局不同于一般的小书局,它差不多是集团式运营的。据包天笑说:“本有一个有正书局的出版所,又有一个很好的印刷所,铅印石印齐备,办一个杂志,也较为方便。又有《时报》上,不花钱可以登广告。”有正书局的印刷所位于当时上海威海卫路同孚路口。影印书画碑帖需要照相制版,狄平子“在静安寺路东口(今称南京西路)跑马厅对面,设立了民影照相馆(楼下为民报馆)”,楼上沿马路一间,是“招待宾客,研究影印书画”的所在。

  有正书局最为鼎盛的时期,上海之外,还有八个分店,分别设在北京厂西门、天津东马路、奉天鼓楼街、南京奇望街、苏州都亭桥、南昌磨子巷、汉口鲍鱼巷、杭州保佑坊。在有正书局的出版物上,这些分店被叫做“分发行所”、“分售处”或“分局”。不过好景不长,“到了三十年代,由于政府的腐败以及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内经济衰退,珂罗版印刷也同其他印刷工种一样受到摧残。当时,除了由杨信德主持、官商合办的北京故宫博物院印刷厂,由于它的原稿系宫内珍品,民间少见,因此销路尚好以外,别的珂罗版印刷所大都处于萎缩停顿的状态。上海的有正书局、中华印刷厂等的珂罗版印刷相继停办。”(刘雪堂语),所以,在1936年有正的出版物上,只能看到北京和天津两个分局了。

  最有名的是北京分局,鲁迅就经常光顾这个分局。梁漱溟有段时间也经常去,他说:“我寻求佛典阅读之,盖始于民国初元,而萃力于民国三年前后。于其同时兼读中西医书。佛典及西医书求之于琉璃厂西门的有正书局。此为上海有正书局分店。”关于这个分局,包天笑的纪录比较详细,他说:“有些桌椅杂物之类,我都向北京有正书局借用的。说起北京有正书局,我又有插话了,原来狄楚青当时开办有正书局,不独上海有,北京也有。他是以报馆与书店并驾齐驱的,他是老北京,又是才人、名士,在北京的交游很广。所以上海的老报馆,如《申报》、《新闻报》,北京都没有分馆,《时报》一开办就有分馆了。北京的有正书局与《时报》分馆,当然成为一家,就有多少便利,上海有正所印行的各种孤本书籍,都是从北京来的,即如戚蓼生的八十回《红楼梦》,也是如此。我与北京有正书局的蒋先生很相熟,铁门的房子,也是由他介绍指引得来的。”

  目前所见,《中国名画集》有两种版本。其一是八开四十册本,最早的第一集出版于1908年。这种版本虽然号称珂罗版,实际上主要是以珂罗版和网目版两种印刷方式印刷的,所以,成本不高,定价较低,单册通常在一元五角左右。单册本后来都多次再版,这种再版并不等同于重印,不同版次的图片有时差别也比较大。如第一集中的《青卞隐居图》,后印本就多出了狄平子行书题跋和陆恢隶书题签。其二是八开二册本,绸面精装,1930年出版。“搜罗历代名画三百余幅,用珂罗版精印,内有五彩木刻画印多帧”,定价六十元。有正书局的营业书目上号称“中国名画全集”,其实并不全。这个“全集”出版时,四十册本的《中国名画集》刚刚出到第三十七册。

  在《中国名画集》的版权页上,经常可以看到“审定者:美术研究会”的字样。在有正书局的营业书目中,也一再强调《中国名画集》“曾经比利时日本画会、中国美术研究会审定,推为本局印刷之特色。”“美术研究会”是一个什么机构?其实,除了《中国名画集》,基本看不到“美术研究会”的活动轨迹。它最早出现在民国报刊上的时间是1908年9月9日,是农历戊申年中秋节的前一天。这一天,申报同时刊出了《美术研究会广告》和《中国名画集第一集广告》。《美术研究会广告》说:“中国工艺不能振兴之原因,在于美术思想之不发达。美术者,以画为矯矢。中国历代大画家,本不让欧西诸画伯。惟惜真本甚少,传世者希,即有一二真迹,而收藏家又秘不示人。以致画家日少,此道几废,而工艺美术亦日趋而日劣。去秋,平等阁主人乃特往日本,延请制珂罗版及钢铜版技师数人来沪。拟将海内名画悉数付印,可与墨迹无丝毫之异,以贡我美术家之研究。拟每月出《中国名画集》一册,惟以鉴别真伪一事,最非容易。主人乃发起此会,凡遇书画,必经会友公同认可,然后付印。如此详慎,出之伪本欺世,庶几能免焉。美术研究会同人公启。”可见,“美术研究会”是狄平子专为《中国名画集》的出版而发起成立的。具体有哪些人参与美术研究会?限于资料,暂时无从做进一步的讨论。

  作为中国较早引入珂罗版印刷的出版机构,有正书局的“日本技师”也时常被人论及。据贺圣鼐说:“上海有正书局聘日人龙田来华举办珂罗版印刷,教授华人狄君。”包天笑亦云:“就是那个用珂罗版精印各种古今名画,也是由他创始的。他雇用了日本两个技师,订了两年合同,专管印刷古画的事,又令他的厂中艺徒加以学习,所以不到日本技师两年合同期满,他们都已学会了。”据前揭《美术研究会广告》,狄平子延请日本制珂罗版及钢铜版技师数人到沪,是1907年的秋天。“数人”,据包天笑说是两个,贺圣鼐还提到一个技师的名字,叫龙田。其实,还有一位名声赫赫的技师,叫小林荣居。与有正书局的合同到期之后,小林荣居创立于上海美术工艺制版所,以照相制版技术享誉海内外,大村西崖还请他印过书。有正书局培养出来的印刷技师,比较有名的有鹿文波,后来成为著名的三色版印刷专家。龙田、小林荣居和鹿文波,应该都参与了《中国名画集》的印刷工作。

  前面谈《中国名画集》的版本问题时,我已经讲过它们的印刷方式不止于珂罗版。藏书家韦力有一段话,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有正书局还用这种木刻、玻璃版及人工着色相结合的办法,印了一些古名画。1925年出版的《中国名画集》内第二十六集,其中就有一幅木刻、玻璃版、人工着色相结合的作品《新年接喜图》,其他还有《放牧图》等。在当时看来,这既是先进的刻版画,也可作为艺术品给读者以欣赏。在版画发展过程中,出现这样的作品,可谓别具一格。”有正书局印刷所的确有过木刻彩印技师。郑名川提到过一位杭文连先生,是江苏丹阳人,早年在“上海中华书局印刷所木版课当学徒,师从刘秀春,学习水印。”“在中华书局木版课学徒三年出师后,杭文连辗转在常州新群书局、上海大丰祥纸号、上海九霞堂笺扇号等处从事水印工作。因其水印技艺出众,1933年6月应邀受聘于有正书局木刻彩印部。”“1937年因日军侵略上海,加之有正书局老板狄平子年迈多病,不得已,撤销木刻彩印部。”《中国名画集》中那些木刻、玻璃版、人工着色相结合的画幅,一定有类似杭文连这样的木刻彩印技师参与印制。

  《中国名画集》是如何传播,又进而为公众所知的?最重要的传播方式应该是报刊广告。20世纪上半叶,广告已经非常盛行了。狄平子自办有影响较大的《时报》和多种杂志,做起广告来,不止方便,而且代价小。不过,我见过最早的《中国名画集》的广告,是1908年9月9日刊于《申报》的。可见狄平子思路开阔,投放广告并不局限于自办的报刊。

  从《申报》刊载的《中国名画第一集广告》,不难看出有正书局的传播策略。“凡唐、宋、元、明、本朝诸名画,必经美术研究会同人认可者,乃行裒入。第一集本拟八月出版,嗣以珂罗版,制版非易,印刷尤迟,现拟改为九月中出版。兹将已印成者,先为发行。每张收回工本洋一角,其名如下:王叔明青卞隐居图幅、元陆天游丹台春晓图、恽南田山水画册、董香光山水画册、王石谷山水幅、文徵明山水幅、戴醇士山水幅、墨仲圭竹幅。本集特色列下:特色一,书画真伪,赏鉴家自有定论。收买伪画,谓之自欺可也。以伪画付印,是不但欺人,且误人矣,乌乎可!本集决不印伪画以误人。特色二,书画以精品为佳,至如应酬聊草之作,画虽真,亦不付印。特色三,珂罗版印刷,系用人力手印,每日仅能印一、二百张。非若机器印者,每日可数千纸也。是以墨色精工,可与真迹无丝毫之异。较之铜钢版,亦有天渊之判。”在《广告》中,有正书局强调了珂罗版不仅制版印刷不易、印量有限,而且“墨色精工,可与真迹无丝毫之异”。先行发售的样本,如《青卞隐居图》《丹台春晓图》等,都是中国绘画史上的赫赫名迹。

  其一是根据报刊上的广告去发售书店预约。重要的新书发售之前,出版机构都会先发售或发送预约样本。预约样本不同于样书。样书是书籍出版前校对文字图版用的印前书,是一本完整的书;样本是从已经出版或将要出版的书籍中抽印一页或数页,以便征订。前揭《青卞隐居图》《丹台春晓图》等,都属于样本。

  其三是邮购。很多出版机构都会定期发送营业书目,并在报纸上刊发新书出版信息和优惠打折的书目。一些身处边远地区的读者,可以根据这些信息,直接汇款邮购。远在湘西做军队文书的沈从文在阅读报纸的时候,最喜欢看有正书局的广告。在短短五个月的时间里,他竟然通过邮购买了17元的有正版字帖,尽管他当时的工资每月只有4元。

  其四是出版机构的馈赠。有些重要的读者,每每会收到赠书。徐乃昌就经常在日记里提到狄平子以新印书寄赠。康有为也收到过狄平子的赠书,他专门为此写了一首歌行体的长诗《门人狄楚卿以所印帖数十本远赠却寄》,盛赞狄氏印书是“美人重生花再发”。西泠印社2017年秋拍古籍善本专场,就有狄平子题赠外国友人派尔托的一套两卷本《中国名画集》。

  为了强化《中国名画集》的权威,狄平子还请张謇、罗振玉等名家作序推介。张謇的序作于1909年,后来系于《中国名画集》卷首,影响较大,录于兹:“平等阁主人搜集古今名画,用玻璃板印,数月以来,续成四集。其意将以美术为实业、教育之新鲜空气,用意良远。往年,余游日本归,尝谓日本风俗学泰西较中国为近,其原因有二:一尚美,二好洁。自公卿大夫至士庶人大都如此,非夫中国必富贵而贤达乃有此习也。政教不化为风俗,不得为大成,及其成,则又不复见政教措施之迹,然则知治固不易言。斯集之流传,要不可谓无关于世道矣。”罗振玉的序是请王国维代笔的,作于1908年,原题为《古代名家画册叙》。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被弃之不用。

  很多中国画家都是通过《中国名画集》了解和学习中国画的。据陆俨少回忆:“学校的图书馆里,有一部有正书局出版的《中国名画集》,只供在馆内翻阅,不能出借。我就带了笔砚,在图书馆内临摹,从而知道中国画传统的源流派别及其笔墨运用。这些画是无法得见真迹的,但这种用珂罗版缩小印刷的画片,虽然有些模糊,但终究可以见到一些精神面貌。所以我说近几十年山水画水平回升,胜过前一个时期,珂罗版的问世,是有功劳的。当然有的人临摹珂罗版,不得其法,搞得奄奄无生气,所谓珂版(谐音科班)出身者,自当别论。这部《中国名画集》选得比较精,伪品不多,使我知道那些流派、名家的面目,比之只看文字记载,摸不到头脑有用得多。这部《中国名画集》有三十多册,价值几十元,我买不起,时常到图书馆去借阅借临。我之所以能够对中国画传统认识有粗粗的轮廓,这部书是有启蒙作用的。” 1940年11月12日,丰子恺给刘模良写信,向他“介绍关于国画的书及画本”时,也说:“有正书局有许多古人画集刊行。不能看到真本,印本看看也好。”

  徐志摩也买过《中国名画集》,在给伯父徐蓉初的信中,他说“北海三希堂约须四十余元可以拓全,伯父如要可来信通知,有正局影印者亦精,侄儿以六五折购得一部计十元,与原拓丝毫不差,亦尚值得,又珂罗版中国名画及名绘外集,并精美可喜,已买多种,惜定价过昂耳。”伍蠡甫也是《中国名画集》的受益者,据说他“先是学西洋画,后渐渐爱上了国画,于是疯狂地买书,像邓秋枚主编的《神州国光集》、狄平子主编的《中国名画集》等许多单本画册,几乎搜罗殆尽。”

  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就经常购买有正书局的画册,应该也有《中国名画集》。在《购书怀旧绝句》中,他说:“我通过订购、邮寄的方式,从上海的书店买中国书,最早开始于大正末年,在京都第三高等学校读书的时期,这方法是青木正儿先生交给我的。……其他书店的出版物,如商务印刷馆的书籍、其他的活字铅印本、扫叶山房、文明书局等的石印本、有正书局的画册等,我也订购,他们都如约及时地给我寄来。从订购到收到的时间,约两个星期。”在日本的旧书店里,也可以买到《中国名画集》,在1946年写作的《丢不掉的珍宝》里,冰心说:“文藻从外面笑嘻嘻的回来,胁下夹着一大厚册的《中国名画集》。是他刚从旧书铺里买的,花了六百日圆!”

  蔡元培曾以《中国名画集》赠予德国某中学。他当时正在这所学校考察,“适携有有正书局所印之《历代名画集》(即《中国名画集》)数十纸,因出示教员,并即持赠于其学校之书库。而此教员乃尚欲自购一份,并欲兼购其他各集。”另据林语堂说,甚至连德国的学校也“购买有正书局翻印古画为学生图画蓝本者。”“有正书局翻印古画”应该也包括《中国名画集》的。

  石守谦在《原迹、复本与画史研究:中国画史研究的回顾》中特别论及《中国名画集》的重要作用,他说:“上海的有正书局也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除了印行许多单件作品的画册,在1909年还有《中国名画集》出版。这些出版物的印刷水平虽然距理想还远,而且免不了受到藏家宣传自身藏品的‘ 污染 ’,但是与传统摹本有限的准确度和流通性比较之下,已经进步许多,提供了研究者前所未有的方便。”

  在给《中国名画集》作的序中,王国维说:“近世画师,罕窥真迹,见华亭而求北苑,执娄水以觅大痴,既摹仿之不知,于创作乎何有?今则摹从手迹,集自名家,裨我后生,贻之高矩。”诚哉斯言!《中国名画集》扩大了艺术珍品的受众,一定程度上缩小了精英和大众在视觉经验上的差异。在近现代艺术史上真真是孕育名家,施惠无涯。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