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曾孙袁弘哲的故事(图

  上小学时,袁弘哲被同学检举揭发“妄图变天”,原因是家庭出身——他是袁世凯的曾孙。

  父亲的一番话,让袁弘哲戒掉烟酒,捧起了数理化课本,还苦学英语。出国遭遇歹徒,袁弘哲机智应对,并把他们抓获送到警察局。但是,回国后他被指于此案有染,要挖出他这个“生于卖国贼家庭”的“阶级敌人”。

  “你不光记得你原来的家,还告诉同学说是你的家,还带同学去采花。花是公物,你去采花不就是挖社会主义的墙角吗?”同学振振有词。

  袁弘哲听见有人敲门,他开门一看,门口来了很多人,还有警察,个个神情严肃。

  全家人被集合在一间屋子里,要求站着听他们宣读“搜查令”。来抄家的有“四清工作队”,还有街道办事处、学校、派出所的人,他们的行动被堂而皇之叫做“抄国宝”。整整一夜,家里被翻了个遍,他们第二天继续抄家。

  8月24日晚上,河北大学附中、平山道中学等几所中学的,排着方队喊着口号,浩浩荡荡地来到袁弘哲家。

  “我奶奶、我父母都被他们剃了光头,都挨了打,我们小孩也被全体罚跪。家里所有的东西都被抄走了,四壁皆空,这次抄家可没有登记。”袁弘哲说。

  事后,袁弘哲听说两家邻居都被打死了人,他有些庆幸,“打到我们家的时候,天快亮了,他们也打得累了,要不然那天晚上我奶奶很可能也会被打死。”

  “可是这也锻炼了我自己,我把这些坎坷这些磨难,看成是对我人生的锻炼。说实在话,幸亏我经受过这种磨难,才会有我今天的生存。”袁弘哲说。

  1968年底,袁弘哲和哥哥袁弘宇到了哲里木盟(今通辽市)开鲁县建华公社插队落户。和他们一起来的,还有一群“黑帮”子弟。

  “这些都是‘狗崽子’,你们要严肃管教他们。”送知青的天津老师告诉当地农民说。

  “到农村以后,我就拼命干活,脏活、累活抢着干,想用自己‘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出色表现,展示‘狗崽子’也和党一条心,也能‘当好革命接班人’。我放过牧,修过河,挖过渠,所谓技术性最强的耪地,我在全小队是第一能手。”袁弘哲说。

  当同去插队的伙伴还非常害怕接近马的时候,袁弘哲已经能自如地驱赶四个套的马车干活了。因为能干,他后来被当地农民选为小队长。

  “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我总共干了6年,确实锻炼了自己,也重新认识了自己,重新认识了生活,知道了什么是艰苦。”袁弘哲说。

  1970年初夏,公社投递员给他送来了一封家书。袁弘哲迫不及待地打开信,竟然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儿:被关押在学校打扫厕所的父亲被放出来了!

  “我在农村挣的工分高,也有点儿钱了,所以学会了吸烟、喝酒。回家的时候,我给父亲买了两条当地最好的人参烟。”袁弘哲向大队书记请假,兴冲冲地回天津看望父亲。

  父子相见,十分喜悦。袁弘哲忙把带的烟拿出来让父亲抽,自己也点燃一根抽起来。

  “没,没,数理化我没学。我农活干得好,会赶四个套的马车,是我们那批下乡知青中最能干的。”袁弘哲自豪地说。

  “将来呀,国家不需要赶马车的人。需要有知识的人把国家的大梁挑起来。如果都去赶马车,就会有异族侵略你,我们就会成为亡国奴了!”父亲表情严肃,语重心长地说。

  袁弘哲一听,心里十分难过、愧疚,之后他再也不抽烟喝酒了。回农村时,他带了数理化、英文等好多书,没事儿就自己念。再回天津探亲,他就跟父亲学外语。

  1974年,袁弘哲回城,考上了广播函授大学,读英语专业。他毕业后又考上了天津联大,还是读英语。

  袁弘哲进入天津染化二厂当工人,在车间担任班长,他一边上班,一边坚持读联大。

  天津市对外经济联络局面向社会招聘翻译。联大毕业的袁弘哲报名参加了考试,一下就考上了。

  在天津市对外经济联络局招聘的翻译中,多数是正规外语学院毕业的干部子弟,只有袁弘哲不是,而且他又有复杂的海外关系,所以每当局里外派人出国工作,总轮不到他,尽管他的外语比别人要好。

  袁弘哲教了八九个月外语后,出纳出事了,局里让他去当出纳。局长们慢慢地了解了袁弘哲,认为他忠诚能干、工作踏实,表示再有外派任务可以考虑让他去。

  1982年3月,袁弘哲一行从北京乘机飞往纽约。行前,组织上好几次找袁弘哲谈话,进行出国安全教育,告诉他到了美国出门一定要做到“三人行”,不准一个人单独外出。说袁弘哲海外关系比较多,这次批准他出国,领导们本来争议很大,所以希望他出国以后千万不能跑,不要辜负了组织上的期望等等。

  7月的一天,袁弘哲乘坐的油轮停泊在巴西里约热内卢港口。外籍船长和高级船员们都上岸过夜去了。袁弘哲在餐厅里忙着料理杂务。

  突然,餐厅外传来敲门声。袁弘哲推门一看,见一高一矮两个人,是两个船员。袁弘哲打开了门,蓦地觉得自己后腰被一个尖硬的东西顶住了,他被猛一下推进屋。

  袁弘哲没来得及站稳,一把冰凉的尖刀已经抵住了他的喉咙。他稍一定神,才发现是把一尺多长的剔肉尖刀,刀上还有血污。那两个人衣服上也有血污,都杀气腾腾。

  “咱们都是中国人,有什么事好商量……不过,我管的钱都是公款。抢劫公款,是犯法的呀!”袁弘哲说。

  两个歹徒气急败坏,用刀子划破了袁弘哲的旅行手提箱,抢走了他的照相机等物品和1500元公款。

  两个歹徒押着袁弘哲闯入其他中国船员室,不光洗劫财物,还要行凶杀害两位曾与他们发生过纠纷的船员。

  袁弘哲不顾危险上前劝阻,歹徒才挥动着尖刀,骂骂咧咧地推搡着他走上甲板……

  “走!跟我们走!……我们要借你的嘴当翻译……我知道你国外有亲戚!”在甲板上,歹徒挥着凶器对袁弘哲说。

  两个歹徒慌手慌脚找绳子,抢救生圈。袁弘哲趁机脱下衣服和鞋子,分别放在舷梯、船舷显眼的地方,又把钥匙藏在了船舷甲板的夹缝中,然后“服服帖帖”地让歹徒捆住左胳臂,跳入大海向岸边游去。

  大约游了半个时,歹徒有些体力不支。袁弘哲加快划水,使自己与拴在一根绳子上的那个歹徒距离缩短,让紧绷的绳子松下来。袁弘哲一手划水,一手试着解绳扣,绳扣解开了!他认准泊船的方向,往下一蹲潜入水里,一口气潜游出去20多米。他浮出水面,直冲油轮的灯光拼命划去……

  回到油轮,袁弘哲与中国海员工会组织连夜开会,研究应急措施。第二天一早,袁弘哲向我国驻巴西的使馆作了电话汇报。经使馆批准,他又向当地警方报了案。

  在出事后的第四天清晨,袁弘哲正陪着外籍船长和中国海员上岸公干,走在街上时,人群中忽然闪过一个熟悉的身影。

  大家望去,只见马路对面50米开外的人行道上有一个矮个儿耷拉着脑袋,失神落魄地向前闯。

  “是他!没错!”袁弘哲立刻冲过去,拦腰抱住那家伙,和他一起滚倒在地。跟上来的中国海员也扑上去,擒住了歹徒。与此同时,我使馆人员在另一条街上,把另外一个歹徒抓住,送入了当地警察局。

  法院审理中,两个歹徒狡辩,说他们杀害的中国海员是夺刀时误伤的。法官根据验尸结果指出,被害人身上有7处致命刀伤,不是误伤,而是故意杀人致死。法官们也确认了他们的抢劫罪!

  “这个事你表现很好,处理得很好,还抓到了两个杀人犯,你立了一次外交三等功,我们会把有关情况转告你的单位。”翻译告诉袁弘哲。

  袁弘哲一行签了两年合同,但在干了19个月的时候,船东斯格拉公司把船卖掉了,他这才带着外派海员回国。

  北京机场,经理去迎接袁弘哲一行。一上公共汽车,经理就要求袁弘哲交出所有证件。

  “我们大伙遇怪事了,这个船上为什么出现杀人案?肯定有阶级敌人在挑拨,有阶级敌人在策划。大伙想想,这船上谁是阶级敌人?这个阶级敌人就出生于卖国贼家庭,平时隐藏很深,假装积极,假装进步,就是他,挑起了我们船上发生的这起杀人案。大伙想想是谁?”单位的王书记首先讲话。

  袁弘哲感觉到,这摆明了说他是阶级敌人。可大伙都不吭声,他平时与大伙关系也都挺好。

  “袁弘哲站起来,出去!”王书记说,“你到另一个屋,自己想问题,拿纸拿笔写出来,不准回家!”

  “闹不好阶级敌人就是他吧!他平时假装很进步,说不定就是他吧!”袁弘哲离开会议室后,有一位船员说。

  “你怎么能血口喷人不负责任?他哪一点儿做得不对,你根据什么怀疑人家?”与袁弘哲一同出国的徐志刚书记急了。

  王书记见没人指证袁弘哲,便和每一位与袁弘哲一同出国的人单独谈话,让他们检举揭发。可大家还是想不出什么事儿。

  “那时已经是1983年了,‘文革’中极左整人的那一套已经不行了。”袁弘哲说,他的遭遇被国家媒体披露,想整他的王书记被撤职了。

  天津市对外经济联络局四处改为海员处,袁弘哲被调去当了科员。因为袁弘哲有经验,领导就让他专门从事海员外派工作。后来,他又去过西德、希腊,最后常驻美国。

  “以后我在外经局的工作就很平稳了,一步一步从科员升科长,升副处长,升办事处主任。”袁弘哲说。

  袁弘哲任职的办事处原属外经局管辖,事业单位,是外经局派驻美国的办事处。外经局更名为中国天津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后,又归属于国家外经贸部,外经贸部的合作司给袁弘哲下了任命,天津市政府也给他颁发了驻美特派员的聘书。

  “现在我每年要回国两次,分别向市政府和外经贸部的合作司述职。”袁弘哲说。

  “这个公司靠我熟悉的外派海员劳务起步,后来有了资金,就贷款买船,搞起了营运。最初是两条船,后来增加到4条,4条船的时候也很艰难,是赵小兰(美国劳工部长)的爸爸赵锡成与我共渡的难关。平时我开展的业务就是运橡胶,运石油,运矿砂,运煤,也运粮食。现在我的公司已经拥有10艘散装货轮,4艘油轮,业务遍布世界各地。1996年又从上海造船厂新购了两艘远洋货轮。”袁弘哲对自己的事业前景充满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