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逃前11天被杀 女演员李香芝和她的冤案

  在“”中期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许多无辜的人蒙冤受难,一些人因刑讯逼供致死致残。更加骇人听闻的是竟有忠诚的员,被胡乱加上罪名,被处以极刑。

  李香芝,生于1930年,山东阳信人,1947年17岁时参军入伍,1950年加入中国,1952年作为23军文工团成员,随军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经历了血与火的严峻考验。1955年归国后转业到地方工作,先后任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文艺科科员,杭州话剧团演员、副团长,南京歌舞团副团长,江苏省歌舞团合唱队副队长。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被诬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于叛逃前11天即1971年9月2日,惨遭杀害。

  为了解李香芝的一生,我除拜访了他的亲友,还不惜花费较多的时间,查找和阅读了她的所有原始档案。边看边想:在人妖颠倒、无法无天的“”年代,一些蠢人和狂人,费尽心机,把一些忠贞之士,当成叛逆之徒,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啊!

  让我们来看看李香芝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她怎样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最后饮恨而死的吧!

  李香芝一岁丧父,六岁时母亲改嫁他人,自幼是个孤儿,先后由外祖母和伯父抚养。她在自传中说:“我在五六岁时,家庭过着中农生活。七八岁时祖父当上本村村长,家庭逐渐成了富农。

  九岁时伯父当了汉奸,开始做宪兵队长,后又做团长,到1945年已经成为本地的一个大地主。”

  作为一个孤儿,李香芝从小就被伯父指派去参加看地、看树、捡柴、收割等劳动。10岁时伯父全家迁进阳信县城内居住后,她才得以进入小学读书。逐渐知事的李香芝打听到了母亲的下落,多次要求探望,均遭伯父母拒绝。到14岁时,伯父母为转嫁学习负担,拉拢人情关系,又强令她与本县一区区长的儿子结婚。对伯父母、尤其是封建包办婚姻的不满,促使她决心逃出家庭的牢笼。1947年春,经已参加革命工作的同学劳宝菊的帮助和介绍,李香芝逃出封建家庭,进入山东抗大文艺系学习,并于同年12月被分配到军大文工团当文工团员,从此开始了她的新生活。

  细读她的干部档案,我发现从参加革命开始,就把自己的心无保留地交给了。凡是党的召唤,她无不响应。不信,有这样一些材料为证。

  她参加革命的领路人劳宝菊在证明材料中说:“山东抗大离我们机关很近,我常去看她,主要帮助她正确认识家庭。因此李香芝曾给(人民政府的)县长严清泰同志去过两封信,揭发其伯父的罪恶,表示和家庭脱离关系,并且把个人所知道的家中存藏浮财的地点,报告组织。据我了解,她参加革命工作以来,始终没有和(那个)家庭联系过,也没有回过一次家。”

  “李香芝是1952年来到23军文工团的,我们于当年9月份从安东市跨过鸭绿江。在千里行军途中,李香芝和战友们一样,身上背了几十斤重的行装、干粮等物品,不论是倾盆大雨或天空飘着鹅毛大雪,几乎是不间断地连续行军一两个月,而有时还遭到敌机的轰炸。但李香芝不畏艰险,经常关心同志,每到一驻地,总是不顾个人疲劳,烧水给大家烫脚,还帮同志们刷鞋、洗衣。到达朝鲜前线后,我们的任务是深入到前沿阵地,做宣传鼓动工作。在枪林弹雨中,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李香芝每次都愉快地接受任务,在前线表现英勇。她领导的一个战斗小组(团员分成三四人一组,便于行动),每次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由于表现较好,在朝鲜停战前半年,组织上调李香芝和黄素珍两同志回国到北京中央歌舞团声乐训练班学音乐半年。后部队整编,李香芝转业至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工作。”

  1957年反斗争结束后,大批干部响应党的号召,下放到农村或工厂劳动。这段时间档案材料上有这样的记载:李香芝于1957年曾从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下放到北京毛纺厂劳动,“58年上半年被评为上游”。这就是说她即使被下放去工厂当工人,也同在朝鲜战场上一样,有出色的表现。

  1958年秋,李香芝随在空军当飞行员的丈夫姚秀琪,调到南方的杭州,先任杭州话剧团演员,后任副团长。该团以组织的名义写的证明材料中说:

  “她约在1958年9月来我团工作,开始为演员,约在1960年担任副团长,兼共青团支部书记。她任团长后,没有团长架子,比较平易近人,同群众关系比较好;同志们有什么思想问题都愿和她谈。我团去搞群众创作时,她自己领导一个创作小组,而且还挤出时间,关心其他创作小组的创作。1960年,我团组织小分队上山下乡演出是比较艰苦的日子,但她能保持部队文工团的传统,不怕苦,自己背背包走路,进行宣传演出。在搞积肥时,她能以身作则,自己有妇女病,但她不考虑个人,带头卷起裤腿,跳进泥塘,带动了其他同志。”

  这份证明材料还特别提到:“李香芝对毛主席、思想是比较忠诚的。我团彩排《西子湖畔锦绣红》一剧,是歌颂毛主席的。因为她对毛主席很有感情,那时南京的调令已经来了,她还是要参加这一剧的演出,而后再去南京。”

  “李香芝从杭州调南京市歌舞团工作以后,我们之间来往较密切,知道她一心一意想把歌舞团建设好,自己也刻苦钻研业务。后市歌舞团解散,她调来省歌舞团任歌剧队副队长(后为合唱队副队长)。

  “1965年我团成立乌兰牧骑小分队,她任队长,领导十几名演员,深入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进行小型演出,深受贫下中农欢迎。她还常帮贫下中农做好事——挑水,并对队员们说:‘用大桶挑不动,用小桶锻炼锻炼也好嘛’!”

  她俩因为对李香芝有比较透彻的了解,还用这样的语言描述了她的个性:“李香芝个性很倔强。她从不阿谀奉承、吹牛拍马,从不见风使舵。

  我们曾多次听她说,她最恨这种人。她认为是没错的地方,在任何高压下都是不会认错的。”

  应该说明的是:这些证明材料,除余邱敏、李黎燕写于粉碎“”后的1978年12月20日,其余的证明材料,都是写在“”狂浪汹涌的1968年和1969年。从这些旁证材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对党无限忠诚、对人民满怀热爱的女员;在她的身上,那里有一点反党、反革命的影子呢?

  1966年初夏,开始了有史以来最庄重、最热烈也最荒唐、最冷酷的“”。

  从李香芝以后的所写的交代材料来看,她对“”以至以前的历次政治运动,认为都有许多的问题。她曾经跟友人说过或者自己想过:“1958年经济失调,毛主席有没有责任,不能把什么过错都推在身上啊!”“彭德怀给毛主席写了意见书,怎么能说是反毛主席呀?”“报上说毛主席比马列还要高明,未免过头了”。“毛主席为什么把自己的老婆捧得这么高?”

  然而,这场“大革命”毕竟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呀!报纸上天天登载着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不时还登出毛主席接见的大幅照片,李香芝在经过一阵迷茫之后,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反了,并被推选为省歌舞团造反组织“红色造反队”的勤务组成员。

  要造反,就要写大字报揭发修正主义路线在省歌舞团的表现。李香芝想来想去没有别的可以揭发,只是觉得歌舞团挑选演员为首长陪舞,是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就与一些人商量,联合写出了一份大字报,内容是:

  “我们江苏歌舞团长期以来不务正业,大搞交际舞。为跳交际舞,光做衣服就花了人民币6万元,买西洋乐器花了10万元。还在江苏饭店举办训练班,每人都要经过考试才能毕业。舞会上的音乐也是靡靡之音,一跳就是大半夜,第二天的练功也搞不成,业务提不高,简直把我们歌舞团的女同志当成了舞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