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慰安妇自述史告诉你《二十二》没说的真相

  就在公映的前两天,黄有良老人去世,中国公开资料的慰安妇幸存者只剩8位。这部电影也许是这些老人们最后的影像。如果你恰好有时间,不妨去看上一看,导演郭柯说,电影所得票房收入将捐给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所,贡献一张票很有意义。

  在这部纪录片里,你不会看到残酷的真相或是充满戏剧性的故事,它展现的仅仅是这些老人们目前年迈而沧桑的生活日常。但每个老人在陷入回忆时捂住双眼“不说了,不想说了”的样子,却能瞬间勒住你的喉咙。

  历史作为一面镜子,总是由今人来照。本期咪咕悦读汇,为你解读中国第一部“慰安妇”口述史书籍《“慰安妇”调查实录》,出自一位被称为“中国慰安妇民间调查第一人”的山村小教师张双兵。

  30年来,为了给这些老人们争取应得的尊严和必要的生活保障,张双兵四处奔波、控诉日本政府,先后走访了123位老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纪实材料。

  什么是慰安妇:“慰安妇”是被迫充当日军性奴隶的女性。二战期间全世界被强征做“慰安妇”的40万女性中,中国女性占一半。她们被劫掠进慰安所,像军需品一样按比例配给部队,根据一份档案,镇江的109名“慰安妇”曾被“配给”15000名士兵。“这甚至成为日军制度的一部分,在人类文明史中是第一次。”

  那是一个中午,我正在家里织桶裙。当时,嫂子也在家,刚过门的;还有姐姐,当时她还没有出嫁。嫂子和姐姐在舂米,就在我的边上。我们三个人边干活边说着话。

  日本兵一头闯了进来,端着枪。我们姑嫂三人被吓得一下子扔了手中的活,不知怎么办好。他们先把屋里翻了一遍,然后叽哩咕噜地讲了一阵日本话,眼睛就这样在我们姑嫂三人身上来回扫。

  最后日本兵就把眼睛停在了我身上,有两个就过来把我和姐姐、嫂子分开,把她俩先赶到了屋外。他们用刺刀把我身上系的连着纺车的缠带割了,然后把我拖过来调戏,拼命在我身上乱抓乱捏最后我的衣服、裙子都被剥光了,他们把我按在地上

  从那以后,日本兵就经常来我家,有时候抓我去营房,有时候拖到寨子外,有时候就在马背上。

  有一天,他们把我带到营房,到营房把我糟蹋完,这次就干脆把我关在了营房,不让我回家。当时被关在营房的不止我一个,还有陈亚妹,她和我同村,17岁,是个很漂亮的姑娘。

  我们被关在两间木房子里,日本兵日夜看守着,不准我们走出营房一步。一到晚上,他们就往我们屋里跑,我和陈亚妹每晚一个人至少要陪两个日本兵,有时候三五个,多的时候七八个也有。

  那时候,还不断有其他姑娘被抓进来,一共大约有20多个人。白天,这些姑娘给日本兵洗衣、煮饭、种菜、砍柴;晚上,她们就要给日本兵唱歌跳舞,为他们挑水洗澡擦身子,最后还要陪他们睡觉。我和陈亚妹,日本兵不要我俩干粗活,白天我俩在院子里为他们从大米里挑挑砂子、收拾收拾房子,夜里给他们玩,有时白天也逃不掉。

  在藤桥慰安所,他们把我关在一个木楼上,房间像个木头盒子。我的楼下还关着另外的姑娘,白天晚上,我都能听到她们的哭叫声,也听到日本兵的笑声。我和这些姑娘一样,时时受日本兵欺负,晚上,人来人往整夜不断。

  后来,父亲通过在砧板营当日伪自警团长的亲戚陈仕连担保,我才从藤桥慰安所又被押回到离家近些的砧板营兵营。

  本来以为从藤桥慰安所回到了砧板营,这下就能经常看到家里人,没有想到到了砧板营,他们又把我关进了营区的一间房子里,我还是见不到家里人。春去冬来,衣裙破了要添换,家人给我送衣服来,也不许见面,只能通过看守递进来。砧板营军营离鸟牙峒仅一里远,村里鸡啼狗叫我都能听见

  从不满15岁开始,到18岁,我被他们关在藤桥慰安所和砧板营军营3年多时间。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人投降,才能出来,回到家里。

  回到村里,村里人都叫我“日本婆”“日本妓”,他们像恨日本人一样恨我、骂我,我只好到山里,躲起来。在山里的那段日子,过着野人一样的生活。解放后,人民政府把我从山里找回来,还分给了我土地。

  作者按:陈亚扁前后曾经怀过9个孩子,但因身体在慰安所时遭到的伤害,前8个孩子有的死在腹中,有的流产,有的早产,一个没能活下来。为了能有一个孩子,陈亚扁和丈夫当时四处寻医求药,几乎跑遍了整个海南岛,后来经过多年治疗,1964年终于生下一个女儿。

  日本兵把我洗的衣服扔到了水塘里,就要我跟他们走。我怎么会愿意跟他们走?我不愿意跟他们走的。

  当时,同村还有一位姐妹和我一起被带去了,她叫江娜日(音)。去的是一个有许多人干活的地方,先进了日本人住的房子里。当天就给日本兵糟蹋了,三四个日本兵一起。完了就被关了起来。

  日本人投降后四个月,孩子出世,是个女孩。她是不该来到这个世上的。生下时,我一开始想把她按在尿桶里溺死,又一想,也是一条命啊,有错也是日本人的错,我的错,她没有错啊。

  因为我当过“日本娼”,女儿又是日本人的种,就一直遭了不少委屈。小时候她也不知道为什么人们就拿她和其他孩子不一样看待,我也不告诉她,怎么告诉她?告诉她什么?告诉她你妈是个日本娼?你是日本人的种?

  她常常被同龄的孩子打,他们骂她是日本鬼子的种,日本鬼子是坏人,日本鬼子的种也是坏种。有时什么地方被打破了,她自己也问我,哭着问怎么回事情?我能告诉她什么呢?长到13岁时,有一次又被一群孩子打了,那些孩子追着她打,伤得很厉害了,留下了后遗症,走路一拐一拐的,有时会突然倒在地下抽,吐沫子。

  下面两位老人在纪录片《二十二》中均有出现(已在今年先后逝世),因此小巴不再详述,也不忍详述,愿天堂再无苦难。

  “从朝鲜到了中国的北方,又坐车到了南京,再坐船往武汉,当时江上有轰炸,就下了船上岸,坐火车到了汉口火车站。最后到武昌,当然不是进工厂,而是进了慰安所。”

  毛银梅,1922年生。原籍朝鲜平安东,18岁起在武昌一日军慰安所当慰安妇。

  毛银梅5岁时父母双亡,7岁当童养媳。1941年,18岁那年被骗到日本人在中国的汉口开的一个大纱厂,“你到那里能赚很多钱。”从此,被押送到日军在汉口的慰安所,成了日本兵的性奴隶。

  日本投降后被遗弃,后逃亡、流浪到湖北孝感的农村,被中国农民收留并结婚。因感激上世纪60年代中国政府对外侨的照顾政策改姓的“毛”,感激丈夫,取名丈夫喜爱的白色梅花而为“银梅”。

  “看到自己的手上流出了血,被咬的日本兵就拔出军刀,举起来朝着我的头就要往下劈。”

  14岁遭日军强暴,15岁被抓去慰安所,17岁以父亲去世名义回家后逃亡。抗战胜利后,她又遭受村民议论,丈夫打骂,孩子不理解“这不是我的错啊,我是苦命的人!”她这样控诉。

  从2001年开始,黄有良老人一直以原告代表的身份向日本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公开道歉还她们清白。

  然而,苦盼十余年,她终究没等到一声道歉。2017年8月12日,第5个全球“慰安妇”纪念日前两天,大陆最后一个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90岁的黄有良老人去世。

  这群和时间赛跑的老人们正在一个个离开世界。如果她们等不到道歉,谁又能代替她们去原谅?